肖志军之后，又见家属拒签字致产妇死亡事件发生，因为“不签字不手术”，四条生命消失。当然，发生在湖南的这起孕妇母婴死亡事件，或许有特殊原因，比如，孕妇出现的“羊水栓塞”为罕见致命病症，再比如，家属不签字可能出于对医院的不满，但不管怎么说，如果没有“不签字不手术”的规定，医院或许可以通过手术尝试挽救孕妇母婴的生命，但令人遗憾的是，因为“不签字不手术”，孕妇和她肚子里的孩子失去了生的希望。

　　从肖志军到孕妇李某的家属，一再发生的“不签字不手术”悲剧，应引起制度反思。2003年孙志刚之死，促成了《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》取代《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》，从“收容”到“救助”的转变，折射了制度对生命的重视面前。同样是因制度造成悲剧，“不签字不手术”为何不能特殊情况下变通执行？医生要比病人和病人家属更知道是否需要手术，如果把手术决定权交予非专业人，这显然不利于挽救生命。

　　当然，家属拒绝签字，可能与近年医患关系紧张，担心医院以家属签字为由而卸责有关。发生在湖北的这起拒签事件就属此类：一、家属不满意医院服务态度，不想多花钱而选择顺产；二、看到孕妇昏迷，家属担心签字后，医院会以此卸责。前者说明，医患关系紧张造成双方互不信任，医院和病人都是医患关系紧张的受害者；至于后者，医院是否免责，不在于家属签字与否，是不是医疗事故完全可以通过医疗坚定决断。

　　不否认医院存在为了利益最大化而鼓励病人手术，也不排除医院有借家属签字以摆脱责任之嫌，但这相比造成生命悲剧来讲，难道还很重要吗？只要制度设计完善，完全可以避免这些情况发生。作为以救死扶伤为神圣职责的医院，在关键时刻挽救生命应当成为最重要的初衷。事实上，从肖志军到湖北这起事件，采取措施挽救病人生命也是医院首先想到的，然而，就是因为“不签字不手术”的制度规定，造成错失良机。

　　需要对“不签字不手术”进行制度反思，在特殊情况下变通执行这一规定应得到制度允许。事实上，危急情况下变通执行这一规定，完全可以用完善的制度免除医院的风险担忧，也完全可以防止医院借此利益最大化的冲动，比如，对特殊情况下的“不签字可手术”可采取集体决定，可以对借此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医院严惩，等等。但无论制度是否存有漏洞，还是漏洞造成的一些不良现象，相比病人宝贵的生命来讲，都已经不再重要。